声音

 
     考试实在是无奈之举，光领导的“条子”就收了3袋子。考试的目的是把多数择校学生推出门外，也是在为领导着想。

——宝鸡市一家中学违规组织三百多学生进行升学考试。该校张校长如此解释（8月27日《华商报》）。

    “五种人”代表着“五宗罪”，“斗地主赢了钱不说的”——“狡诈”，“买了好车不借的人”——“小气”，“打麻将专糊老丈人的”——“不孝”，“点菜很积极，买单时上厕所(或外出打电话)的”——“阴险”，“穿西装打领带的”——可能“假打”，这些都是重庆人最不喜欢的。
   ——日前，重庆一家餐馆坚决不接待“五种人”的行为在网上引发热议，该餐馆被网友称作“重庆最牛餐馆”。以上是餐馆老板的理解（据8月27日《重庆商报》报道）。

   保险公司高管高薪等问题，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投保人参保、投保的积极性。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分组审议保险法修订草案中，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平安高管6000万元高薪”问题，常委会委员蔡昉认为。（8月28日《新京报》）

   为了拯救古巴人民、国家和革命，需要采取新的参与性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计划。
    ——一些古巴领导人在网上公布了一份文件，呼吁“根本性变革”（8月28日《参考消息》）。

   工作认真、办事规范，是我们上海干部的一大优点，但有时也会显得过于教条和呆板。比如在解决一些难点问题时，往往习惯于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导致办事效率低下，贻误战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中共上海市委九届四次全会上说（人民网）。

   直到被逮捕，我才知道贪污是重罪。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水利局原局长曹桂芳在狱中忏悔（8月15日《长江日报》）。

 提高医德不能单靠“医德档案”
           
       一挥

    近日，山西省卫生厅拟定的《关于实行医务人员医德考评制度实施办法（试行）》（讨论稿）中提出，该省将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建立对医务人员规范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为每一位医务人员设立“医德档案”，提高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素质和医疗水平（8月25日《新京报》）
。
　　在医德档案中，接受职业道德规范和医学伦理知识培训情况、开展文明规范服务等方面的情况恐怕是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的必修功课，即使公示出来也不能够真实反映医务人员的医德。而医务人员是否使用文明用语、尊重病人权益以及病人表扬、病人投诉占到多少比例确实是看得见的医德，将其相对真实地记录在案也不难。最难核查的是收受或拒收“红包”和商业贿赂情况。以“小人之心”度“白衣天使”之腹，要在“医德档案”中自己给自己加分可简单了：主动上交几个“红包”，而将更多的“红包”留下即可。同时，即使在医务人员办公室装上“电子眼”，也不能止住“红包”的脚步。所以这种“医德档案”必然带有水分。
    如果医德档案对社会进行公示，在制度成熟后成为在网上可以查到的电子档案，也许会产生一点外部监督作用：被迫交“红包”的人说不定哪天“病德”不好，就会在这个平台上公布一些“红包故事”。但是不可把这种监督作用估记过高，因为许多“红包”都发生在熟人之间，相互都不会“卖马”。据最近《生命时报》一项调查显示，近九成病人看病想找熟人，40%的医生一周内至少有一次被熟人请求关照。尽管过半数的医生对“生病人”、“熟病人”一视同仁，认为对“熟病人”诊疗会更细心的仅占三成，但这已足够让“熟病人”缠上“熟医生”了。当然，按照“熟人社会”的“礼仪”，“红包”或各种形式的“意思意思”总是少不了的，而“医德档案”对此难以记录。
    医德问题不能单纯靠“医德档案”解决，无论是由“熟人”还是由“生人”推动的医德案例，背后更大的推手是医疗供需矛盾突出的现实。病人对医疗资源的需求通过正常渠道得不到满足，便转而向“熟人社会”求助。还有一种推力是某些病人和医务人员都病态地以收受“红包”为正常，否则视为不正常。加强医德医风建设的治本措施，一是加速医改，扩大和均衡医疗资源，减少排队现象，使找熟人插队或开小灶成为多余的成本支出。二是向种种“熟人社会”的病态现象宣战，树立走正门不走后门的新风。我建议医院在设立“医德档案”的同时，不妨设立“病德档案”，对尊重医生声誉、权益的病人给予表扬、对过分喜欢“找熟人”的病人给予心理医治，并公示其“红包故事”。
　　
 

“加油”方式不能一成不变
    
      一挥

    中国虽号称礼仪之邦,但做一个礼仪备至的东道主颇不容易。在奥运赛场上,时有东方礼仪和西方礼仪、传统礼仪和现代礼仪、平民礼仪和“贵族礼仪”的强烈碰撞，令人觉得我们的“礼仪体系”还不健全，需要修补。
    当李娜与俄罗斯选手萨芬娜激战正酣时，看台上却掀起了不合时宜的欢呼声和助威声。“安静，谢谢！”“坐下，谢谢！”成了这场比赛主裁判说得最多的礼仪提醒。 李娜一声“闭嘴”让一批球迷伤透了心，有网友质问：观众喊加油，按道理说受影响的是外国球手，怎么反而是中国选手呢？同样是球类比赛，为何唯独网球就不能“加油”？对此，一位西班牙籍裁判已做了解释：“中国观众热情的确很高，但他们还没有完全了解网球的规则，这么喧哗的情况在其他的高级赛事中是非常少见的。”委婉的批评道出“加油礼仪”并非放之四海赛场而皆宜。
    有人站在“平民立场”而见不得网球运动中“贵族礼仪”，说如果网球运动真是贵族运动的话，就请贵族网球“闭嘴”，不要让网球上奥运的“桌”，让贵族、大亨们在私人领地自娱自乐就行了。这话听起来就像当年的“文革”话语，笔者尽管是一介平民，没玩过贵族运动，却无论如何也不愿响应这种“革命号召”。
    奥运赛场上，无论“平民”还是“贵族”，都得遵守赛场共同的基本礼仪。李娜对观众喊“闭嘴”虽然显得不那么“贵族”，但我觉得当时的“加油”声已经成为一种噪音，一个人在噪音干扰下喊一声“闭嘴”可以理解。包括笔者在内的大批球迷还没有学会在什么比赛上应热烈助威，在什么比赛上需闭嘴，让运动员像高考一样做完每个动作。在此不能自定礼仪规则，最好还是礼仪地接受李娜的警告，学点“贵族礼仪”课，以适应多元化的奥运礼仪。
    一位美国记者在表扬了“中国观众不是英国足球流氓”之后接着写到：中国观众也不是没有遗憾，口号匮乏就是他们面临的问题。当韩国拉拉队用各种口号助威时，中国观众的口号只有“中国加油”、“奥运加油”，对他们来说，这远远不够。   
    “加油”方式的一成不变，会让老外误以为中国人语言乏味，缺乏创意。在奥运赛场上，整齐划一地滑步舞动，口中唱着民族歌曲，喊出各种口号的韩国拉拉队以及在比赛结束后不失时机地上场表演热舞的美国美女拉拉队，都不发噪声而“拉风”无比，确实令人耳目一新。这种现代“加油”法并不难学。
 

高素质运动员赛出文化软实力

    一挥

    据三周前中国校友会网、《大学》杂志和《21世纪人才报》联合发布的《中国奥运冠军调查报告》，自1984年至今，我国奥运冠军中本、专科以上学历者占总数的8成以上，如男团冠军李小鹏、跳水女皇郭晶晶、“中国眼镜侠”胡凯都是高材生，“妈妈冠军”冼东妹也有大学教育背景。目前中国近3成奥运冠军具硕士以上学历或准备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如男子体操全能王杨威、举重冠军陈艳青、张湘祥和刘春红等。
     客观地说，中国运动员的高学历不能排除有某些照顾的成分。例如在数年前，作为大学生的奥运冠军贾占波孙甜甜被免试成为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 。过去连小学都没有毕业的乒乓球老将邓亚萍刚到清华大学外语系报到时，指导老师让她一次写完26个英文字母，却让她觉得比发球还难。但是，局部的破格录取并不至于影响奥运冠军学历的含金量，就以邓亚萍来说，从清华大学本科毕业后，到英国剑桥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就完全是学而不倦的自觉努力和意志竞赛的结果。田亮从西安交通大学本科毕业后，于2005年被清华大学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录取为硕士研究生，此后因为运动繁忙而申请休学两年。可见高学历冠军群体的产生本身就是一场无比艰辛的比赛，能够做到夺冠和学习深造两不误的运动员，在这个学习型社会当然更令人崇拜。现代体育是多学科结合的学问，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运动员己显得力不从心了。已获得硕士学位的张湘祥说：“怎样最科学，怎样最容易出成绩，就怎样训练。”从低处说，培养知识型的运动员是训练和比赛的需要，也有利于运动员退役后的发展。从高处说，运动员的高素质才能体现奥运的高境界。一位专家说，“只靠钢筋水泥是无法举办奥运会的。”同样，只靠运动员的钢筋铁骨也是无法举办奥运会的。高素质运动员不仅赛出硬实力，而且赛出了文化软实力，奥运会就是这两方面实力的展示平台。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把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展示给世界，而从中国高素质运动员群体的身上，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源头的活力。孔子办学时的“六艺”顺序是“礼、乐、射、御、书、数”，把具有尚武色彩和体育精神的“射”、“御”放在重要地位，这种文体并重的教育思想，我以为才是积极用世的儒家思想精髓。而全面发展的孔子教育思想在历史上长期被歪曲，唐代以后的科举让文艺与武艺、体艺渐行渐远，许多书生的形象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之士，而许多体能优秀者又与高层次教育无缘。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屡遭欺侮的原因之一。现在，我们在奥运赛场上看到中国奥运冠军的高素质化，可谓“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六艺”并重的古风再现，而这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现代雄风是一脉相承、水乳交融的。“中国眼镜侠”和冠军硕士、博士越多越好，而依靠有活力的大学教育机制自然产生比特殊照顾产生更贴近奥运精神。但愿《大学》杂志和《21世纪人才报》发布的这份调查报告，能够进一步影响中国今后的人才观、发展观。
   
　　

从平民奥运思发展短板

     一挥 
 
   在奥运会主会场之外，众多“民间奥运”也搞得有声有色。奥运开幕前,河南省辉县一小山村举办了一场乡村版“奥运圣火传递”， 村民自制了小国旗和福娃的画像，他们的“奥运火炬手”手拿自制的简易火炬,火盆其实是一个“火锅”，“护跑手”是一群挥舞旗子的小朋友，观众就是围观的老人、孩子、妇女，还有光屁股小孩。奥运会开幕之际，我省中老边境大山深处的一个哈尼村寨终于告别建村35年仍不通电的生活。通电仪式上，云南电网公司还给每户人家捐赠了一台电视机，使哈尼同胞可以通过电视画面参与奥运，为中国加油（8月8日《春城晚报》）。8月10日，河南省济源市王屋镇乔庄村举办“助威北京中国加油”运动会，两位妇女在参加举车轮比赛。没有举重的哑铃，就用日常生产中用的板车车轮代替......
    如此平民奥运诠释了真正的奥运精神，许多网友认为值得在中国乃至世界体育上大书一笔。奥林匹克运动创始人顾拜旦说过：“奥运会最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奥运会不是职业运动员的专场演出。让更多的人参与支持体育运动，甚至要求运动员的非职业化，一直是奥运会组织者坚持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之一。
    只有国家强大和经济均衡发展，才有全民参与奥运的条件。大山深处的那个哈尼村寨如果仍不通电，必定信息闭塞而难以感受和参与奥运。这同时也令人忧心：中国还有多少村寨仍不通电，仍不能够参与奥运？我们看到了平民奥运盛况，但能否说这已是所有国民都能够分享奥运荣耀的全民奥运？答案恐怕还不是那么肯定，因为其中还有贫富分化的发展短板，在一些地区经济欠发达制约了全民奥运。
     德国一媒体日前发表文章认为：“现在中国已是第四经济大国，政治影响不断上升。最晚到2040年，中国也许将成为世界第一号经济强国，超过美国。”然而，这里所说的第四经济大国或者第一号经济强国，都是说的经济总量所带来的地位，可能会掩盖了贫富分化这样的短板。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奥运会宗旨有共通之处，即最重要的不是取得第几经济强国的胜利，而是能够让平民参与和分享胜利果实。
    北京奥运会使和谐发展的理想进一步展现于世。我相信，不用到2040年，中国就会加高短板，“乡村版
奥运”会全面刷新，不会再出现通电仪式及板车车轮了。

 不准离婚是多数人的暴政

     一挥

    由于不少准新人都选择在8月8日登记结婚，郑州市索性取消办理当天的离婚事宜，为结婚登记让路。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事，实际上许多地方的婚姻登记处也不是每天都能办理离婚登记的。之所以吸引眼球，是因为在8月8日不准离婚竟然成为一阵风,此前，上海、四川达州、广东东莞市的婚姻登记处都有相同规定，不知在8月8日前哪些地方还会跟风。这就不能不令人警惕权力的滥用和多数人的暴政。

    这里的权力滥用并非完全是以个人好恶和个人判断转化成行政决定的做法，其背后有强大的民意基础上形成的多数人暴政。时下，以道德的名义、以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国家、“霉事”服从“好事”实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多数人暴政仍旧极为流行。郑州市民政局有关领导说，考虑到8月8日是北京奥运会开幕，是国家的大喜日子，更是喜结良缘的好日子，工作人员已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加班加点也要满足每一对新人的愿望。“在结婚者排队的情况下，只能劝离婚者把时间往后推迟”。而这居然也得到了一些网友的赞同，他们认为，8月8日奥运开幕是全国人民同喜的日子，这个时候去办离婚手续，会影响奥运开幕的喜庆气氛。

    如果这种只有“民意”而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规则能够成立，那么还会有同样的规则会顺理成章地出台：城市因为有车族成为多数，便取消自行车道；因为健康人是多数，便取消盲道。网友调侃说：是否还得规定8月8日不准死人，8月8日股票不准下跌？

    目前，很多人确实在选择领取结婚证的日期上颇为推崇带“6”或“8”之类的双数好日子，但不等于说办理结婚登记的人就不挑好日子。

各地婚姻登记处把8月8日设置成了一个只能结婚不能离婚的日子，这对离婚者来说是不公平的。公平的办法只有一个，即不管结婚还是离婚，不管哪边人多人少，都讲先来后到。

    反对8月8日不准离婚的规定，并非赞成离婚越快越好，就像并非赞成结婚越快越好一样。婚姻登记部门不是一个盖章机器，每天为多少人办理结婚、离婚得有个限度。面对在8月8日出现结婚排大队的情况，婚姻登记部门有责任进行理性的劝导，提醒新人们水到渠成再结婚，不必赶风。各婚姻登记处劝离婚者把时间往后推迟本来是可以理解的，不少离婚者正是因为婚姻登记处“太罗嗦”或者“办事效率差”，从而有了冷静思考的时间，避免了仓促离婚的遗憾。我的一位老友离婚后一直对婚姻登记部门耿耿于怀，说想不到办事员连一句劝解的话都不说就把章盖了。虽然，8月8日不准离婚的规定说不定客观上会引出坏事做成好事的故事，却不能够以此证明其建立在多数人暴政上的权力滥用合理合法。假如以上婚姻登记部门始终坚持劝导，或者换一种聪明和幽默的方式让离婚者乐意等一天，而不是生硬地不准离婚，结果可能就是另一回事

。

 法治加“人治”才有水治

     一挥

    笔者多年来写过不少关于滇池污染治理的评论，却越写越郁闷。因为按照先前报道的入滇池35条河道分步治理思路，恐怕治污速度赶不上污染速度，不知猴年马月35条河道及滇池才会变清。昆明将确保2009年底前，全力推进“四全”范围内片区截污、河道截污、乡村及村庄截污、干渠截污工程,确保明年底35年入滇河道河水变清的承诺实在出乎意料，多年来漫长的各入滇河道截污“马拉松工程”总算看得见终点了。

    有人可能又会怀疑这是“献礼式”、“运动式”的“人治”决策。因为昆明在明年建党节前完成城镇及工业园区集中式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的建设，在明年国庆节前向“一湖两江”流域保护区排污的排污户必须将污水接入排污管网（26日《春城晚报》报道），这不免让人读出某种“献礼工程”的含意。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主持召开“一湖两江”流域水环境治理“四全”工作动员大会，也会令人想到“运动”。笔者却无意否定这种有中国特色的决策方式。在昆明滇池污染问题上，尽管早有《滇池保护条例》、《昆明市城市排水管理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多年来滇池污染还是不断犯规。实践证明，我们的任何一项大工程，如果只有法律法规，而没有铁的决心，并轰轰烈烈地当做政治任务来完成，其结果往往就成为“马拉松工程”、“半吊子工程”。

     昆明市委、市政府将按照“目标倒逼进度、时间倒逼程序、社会倒逼部门、下级倒逼上级、督查倒逼落实”的“四全”工作成果倒逼制度，严格工作奖惩。在水环境治理行动计划中提出企业违法排污要自掏腰包在媒体登道歉书。同时，对社会公众举报向滇池、长江、珠江流域排放污染物的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的，将予以奖励。虽然这只是计划和规定，但这些措施，在某种时候比抽象的法律更管用。如果要说这是“人治”的话，我赞成这种法治中的“人治”。

    我之所以非得端出“人治”，是因为在35年入滇河道河水变清的承诺中，确实需要领导人解放思想的胆识和气魄。“仇和新政”一直饱受争议，有专家担心“新政”之下滇池污染将越来越严重。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环保优先、铁腕治污、科学治水、综合治理将成为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的工作重点，“全面截污、全面禁养、全面绿化、全面整治”工作将成为城乡生态建设的“牛鼻子”。现在，这种新政的轨道已清晰，这就是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的结合，铁腕和科学的结合，法治和“人治”的结合。中国古老的治水文化也离不开这些结合，而铁腕风格在治水中必不可少，现代的治水和治污当继承传统。

    但是要反对另一种“人治”，即把希望寄托在种种“救世主”身上。有网友说，昆明在环境治理方面的决心越来越大，而面对这么大一个综合系统工程，昆明还不妨向“祖国母亲”和国际组织多伸伸手，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种等靠要思想早已行不通。昆明将引入3种资本参与治水，强化“排污者付费、治污者赚钱、建绿者得益”的政策导向。简单说，这叫自己的地盘自己做主，自己造成的污染自己治理，这才有高原人的“人治”气质。

  法制下的民主具有纠错功能

  一挥

     在陆良县小百户镇镇领导班子换届选举时，连名字都没有出现在候选人名单上的镇长助理赵燕美，却通过“另选他人”半路杀了出来，出

人意料地当选该镇副镇长，却只过了80天“副镇瘾”，就因在选举中请客送礼拉关系行为败露，犯下破坏选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

年（见昨日《春城晚报》）。赵燕美的“公关能力”甚是了得，然而，现在已不是靠关系网“公关”就能够畅行的年代。赵燕美和她的关系户

或许不知道《刑法》中有破坏选举罪，说实话，我也是通过这个案件,才知道破坏选举罪是指在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

时，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等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行为。但是

总有人知道应用法律武器捍卫公平的选举。赵燕美的美梦成空，首先要庆幸有了破坏选举罪，其次要庆幸现在的选举已不是少数人说了算。

    民主程序可能会有漏洞，民主选举不一定能够一次就选出好官，但是建立的法制基础上的民主具有纠错功能。

   日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在昆明演讲时说，民主选举需要钱，而且容易导致金钱政治。但是，民主国家的实践证明

，金钱政治可以通过法制加以控制的。民主可以从根本上防止政府腐败的普遍化。民主国家的腐败通常能得到及时的揭露，许多在非民主时期

被掩盖的腐败会因为民主化后被揭露。赵燕美们今后当明白，靠金钱政治上台，结局往往“是过把瘾就死”。

    赵燕美虽然倒了，但是造成的危害并没有消除。虽然民主具有纠错功能，毕竟纠错是需要成本的。报道中说：有的代表在选票上写上“赵

燕美”的名字，却连这个人是男是女，长什么样都不知道。由于法不责众，破坏选举罪无法对这些参与人问罪，但是完全放过这些人这些事，

那么选举中的请客送礼拉关系之风就会“似曾相识燕归来”。

    同时，小百户镇领导班子的换届选举如果能够多一些公选性和pk味，代表就不至于连候选人是男是女，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如果还延续老

的选举方式，即使不选出赵燕美，也可能选出别个长什么样都不知道的人来，无论有没有破坏选举行为都说不上美。

  法制下的民主具有纠错功能

  一挥

     在陆良县小百户镇镇领导班子换届选举时，连名字都没有出现在候选人名单上的镇长助理赵燕美，却通过“另选他人”半路杀了出来，出

人意料地当选该镇副镇长，却只过了80天“副镇瘾”，就因在选举中请客送礼拉关系行为败露，犯下破坏选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

年（见昨日《春城晚报》）。赵燕美的“公关能力”甚是了得，然而，现在已不是靠关系网“公关”就能够畅行的年代。赵燕美和她的关系户

或许不知道《刑法》中有破坏选举罪，说实话，我也是通过这个案件,才知道破坏选举罪是指在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

时，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等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行为。但是

总有人知道应用法律武器捍卫公平的选举。赵燕美的美梦成空，首先要庆幸有了破坏选举罪，其次要庆幸现在的选举已不是少数人说了算。

    民主程序可能会有漏洞，民主选举不一定能够一次就选出好官，但是建立的法制基础上的民主具有纠错功能。

   日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在昆明演讲时说，民主选举需要钱，而且容易导致金钱政治。但是，民主国家的实践证明

，金钱政治可以通过法制加以控制的。民主可以从根本上防止政府腐败的普遍化。民主国家的腐败通常能得到及时的揭露，许多在非民主时期

被掩盖的腐败会因为民主化后被揭露。赵燕美们今后当明白，靠金钱政治上台，结局往往“是过把瘾就死”。

    赵燕美虽然倒了，但是造成的危害并没有消除。虽然民主具有纠错功能，毕竟纠错是需要成本的。报道中说：有的代表在选票上写上“赵

燕美”的名字，却连这个人是男是女，长什么样都不知道。由于法不责众，破坏选举罪无法对这些参与人问罪，但是完全放过这些人这些事，

那么选举中的请客送礼拉关系之风就会“似曾相识燕归来”。

    同时，小百户镇领导班子的换届选举如果能够多一些公选性和pk味，代表就不至于连候选人是男是女，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如果还延续老

的选举方式，即使不选出赵燕美，也可能选出别个长什么样都不知道的人来，无论有没有破坏选举行为都说不上美。

“断供门”利大于弊

    一挥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二季度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9.2%，以此形成反差的是深圳房价暴跌。日前徐滇庆教授在深圳房价是涨还是跌的“打赌门”中输了,之后“打赌门”很快在一些房价下跌较大的区域演变成“断供门”，6月25日
，深圳一家银行对外界披露，一位贷款7成的男性业主以供不起一套5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为由要求银行收楼，成为此次“断供门”风
波中首个被曝光的断供个案。“去年花170万买了一期的房子，按三期的价格，现在只值110万。”一位网名为“烟快灭了”的业主在论坛上发
出如此哀叹。
　　高房价是有产阶级不死，暴发户不死，投机不死，让房奴累死。而低房价对广大准备买房的人来说是天大的喜讯，房价终于像车价一样回复
正常了。但是对于已做稳了房奴的人来说，并没有获得解放之感，相反产生欲做房奴而不得的失落。不少可能面临断供的人
士来说，最关心的是一旦断供银行是否会马上收楼。
　　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6条规定：“对被执行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生
活所必需的居住房屋，人民法院可以查封，但不得拍卖、变卖或者抵债”。这条司法解释是对以银行按揭方式只买了一套住房，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住房的真房奴的保护。因此，真房奴不一定“先死”。
    对于真房奴来说，一旦断供，不仅意味着其房产将被当作不良房产处
理，所有已付出的资金都打了水漂，而且还会抹黑自己的个人信用。不到山穷水尽，一般不会主动走出这步“臭棋”。也就是说，真房奴不会让“断供门”的口子开得很大。地产商说，“要死也是银行先死”。因为法律法规对真房奴的保护也许意味着银行对该房屋所享有的抵押权将无法实现，意味着有人可能钻
法律空子而“放胆”断供。不过，据了解目前银行正加紧研究一些措施以杜绝有人钻法律空子而恶意断供。而最好的防范风险办法还是让真房奴
能够撑下去，银行提醒无力供楼者可以马上采取一些方法，如降低月供，延长还款年限的办法将断供的损失减到最少。在无法和银行达成变更
还款计划时，不妨迅速将房子卖给有能力还款的人，并对余下部分贷款通过银行办理转按揭手续。按照深圳市银监局的说法
，目前应该还到不了千亿坏账发生的严重地步，不至于重演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香港楼市泡沫破灭那样大规模“负资产”现象。于是银行胸有
成竹，并未显露出“死相”。
    真房奴最多损失一套房，在“断供门”中“死”得最
惨的是炒房的假房奴。说到这里我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说：“断供门”是利大于弊。虽然会连累到不少真房奴，甚至危及银行信贷安全。有人说，只有市场决定送一种人上刑场后，另一种人才有活路。这
并非没有道理。高房价的气球越吹越大，现在是让炒房者“烟快灭了”的时候了。本人同情供不起房屋的真房奴，而对于炒房的假房奴遭遇“
断供门”，却不禁要拍手称快。假房奴呼吁政府为紧缩政策松绑以救房市，这很不得人心。因为紧缩政策是为市场挤泡沫，是重新寻求平衡的过
程，有利于广大真房奴得到解放。这样说并不是主张房价越低越好，而是说“断供门”有利于刺激房市挤掉泡沫。之后，房市才会真正得救。

                                     一挥

      
       16日《春城晚报》报道查假发票的“捕鼠行动”，共抓了10名“税鼠”。报道中说：所有假发票报账，在招待费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假发票已成滋生腐败的温床。可见还有不少大“税鼠”逍遥法外。此外，为了逃税而向客户开具假发票的商家也未见被打击。
    抓到的10名“税鼠”不过是制假网络中的“下线”，只捕“小老鼠”不会让这个制假网络伤筋动骨。要消除销售假发票的“野草”，关键要除根。假发票之根是巨大的市场需求，包括过多的公款招待费开支，阴暗的逃税心理等。特别是在公款消费中巧立名目用假发票报销者，比某报头版上登的售假母子俩更可恨。捕鼠行动只有从面上深入到根部，从扭住草民到扭住“硕鼠”，才不至于沦为面子工程。
     处罚过轻导致假发票打而不死，也将导致“硕鼠”毫发无伤。目前制售假发票50份以上才可刑事立案，有关人士建议降低立案限额，但是对于故意使用假发票逃税及为腐败行为埋单，同样要有深入可行的措施。
    有人认为,在互联网普及的高科技时代，加强鉴别假发票的技术手段是最简单的捕鼠利器，无论大小“老鼠”都可通吃。核对一下遍布在世界各地的发票真伪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假发票以假乱真程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有时上网查询发现代码、号码和密码都无误的发票也可能有假，需拿到地税局才可做最终鉴定。“硕鼠”都进化到会使用高科技了，所以单纯依靠技术手段防“鼠”还有很大漏洞。在今后的“捕鼠行动”中，多管齐下，下大力挖出一批各个环节的“硕鼠”，才能镇住“鼠辈”、减少“鼠疫”。
　　

法制下的民主具有纠错功能

     一挥

     在陆良县小百户镇镇领导班子换届选举时，连名字都没有出现在候选人名单上的镇长助理赵燕美，通过可“另选他人”机会出人意料地当选该镇副镇长。她只过了80天“副镇瘾”，就因在选举中请客送礼拉关系犯下破坏选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见昨日《春城晚报》）。
    赵燕美的“公关能力”甚是了得，然而，现在已不是完全靠“公关”就能够畅行无阻的年头。赵燕美和她的关系户或许不知道《刑法》中有破坏选举罪(说实话，我也是通过这个案件才知道)。但是总有人知道应用这个法律武器来捍卫选举公平。赵燕美的美梦成空，首先要庆幸《刑法》中列有破坏选举罪，其次要庆幸现在的选举已不由少数人说了算。
   民主程序可能会有漏洞，民主选举不一定能够一次就选出好官，但是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民主具有纠错功能。
   日前，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在昆明演讲时说：民主选举需要钱，而且容易导致金钱政治。但是民主国家的实践证明，金钱政治可以通过法制加以控制，民主可以从根本上防止政府腐败的普遍化，许多在非民主时期被掩盖的腐败会因为民主化后被揭露。赵燕美们今后当明白，靠金钱政治上台，结局往往是“过把瘾就死”。
    虽然民主具有纠错功能，但毕竟纠错是需要成本的。赵燕美虽然倒了，但是其造成的危害还没有完全消除。报道中说：有的代表在选票上写上赵燕美，却连这个人是男是女，长什么样都不知道。由于法不责众，破坏选举罪无法对这些收钱代表问罪，但是完全放过他们，不对其进行民主观的教育，那么“中国式选举”中的请客送礼拉关系之风还会“似曾相识燕归来”。
    同时，小百户镇领导班子的换届选举如果能够多一些公选性和pk味，代表们就不至于连候选人是男是女，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延续过时的选举方式，即使不选出赵燕美，也仍然可能选出个长什么样都不知道的人来，无论有没有破坏选举都说不上美。

     以礼仪的名义

    一挥

     马蹄河在宜良县耿家营，河谷绿得让人想要下跪朝拜。听说这片绿色是封山育林的结果，每年只有3天开山，让农民拣些松毛，同时推广沼气，有效地保护了森林。
    在水边摆开酒席，听着马蹄般的河水，众人都像吃圣餐一般，要等着主教发话才敢大快朵颐。
    朱大流着口水说：“饿不得了，我要先整一口。”
  “等着等着，别一点礼仪都不懂！”老邹制止了朱大的咸猪手。
    老邹是一位讲究细节的诗人和画家，此时又不失时机地讲了一番细节之道。“不管到哪里都不能不拘小节，不然要被笑话的。”老邹还指出朱大一惯不顾礼仪：“上次吃饭等老波罗，朱大也要先吃。”
众人大笑，公推老邹为礼仪桌长，接下来的第一杯酒，就以礼仪的名义干了。老邹这才停止了礼仪教化。
    接下来的每一杯酒，都被冠以礼仪的名义。“以礼仪的名义，敬美女一杯。”“以礼仪的名义，先干为敬。”“以礼仪的名义，先敬桌长。”“以礼仪的名义，把肉吃完不要浪费。”“以礼仪的名义，掏牙齿要捂嘴。”...... 老邹先是被礼仪归来所感动,最后终于被过多礼仪搞

得失去了礼仪。恼羞成怒道：“礼仪个俅！”
    朱大得意地对我说：“这叫以礼仪的名义消灭礼仪。”
    
    
   

 如此“强制戒毒”更毒

     一挥

     广西上思县的陈某本想把儿子送进戒毒所里接受强制戒毒，却把儿子的命给戒掉了。陈某之子陈国岸因在戒毒所里逃跑，戒毒所所长决定对他进行惩罚，结果陈国岸在戒毒所里被活活殴打致死。而这样的新闻不是孤例，去年在海南省也有类似事件发生：一位老汉把吸毒的儿子送进戒毒所，没想到5个月后身强力壮的儿子被打得下肢瘫痪。新闻背后的事实是，一些强制戒毒所正在生产更剧烈的“毒品”：以折磨他人获取快感。陈国岸遭到戒毒所所长、副所长指使的“仓霸”轮番殴打和“烟头刑”、“蚊香刑”，指使者则在一旁一边观看，一边偷笑，指使者和打手们被专制暴力的“毒品”麻醉了。
   古今种种“虐虏门”事件之所以层出不穷，首先是因为发生在容易被人权遗忘的地方。由于吸毒人员处在社会的边缘，使得其人身权利更不容易得到保障，更容易成为一些人获得暴力快感的工具。在某些“虐虏门”里，陈国岸们只有被打死打残，他们的人权诉求才会被放大。但其中还有复杂的社会心理原因在起作用。在一般情况下，吸毒人员被虐待，难以引起广泛的同情。有的人私下说：一旦吸毒上瘾就很难戒断，整个家庭都要被拖垮，与其这样还不如交给别人打死算了。我曾听说一名吸毒者在就医时被医院“整死”，家属却放弃了诉讼，只拿了医院为数不多的补偿费，因为在悲痛的同时心里还暗暗感激医院做了“好事”。正是这样的心理成为“虐虏门”的推手，消解了吸毒人员应当享有的人权。
   完善阳光执法制度，依靠持续和广泛的问责和新闻舆论监督，可以让戒毒所的所长们减少一些虐虏的“毒瘾”。但一旦染上这种毒瘾同样是难以戒断的。目前一些研究制度的学者不再迷信制度决定论，因为制度对“黑箱”有影响，但不能决定“黑箱”中的运作。对类似广西上思县戒毒所里的“强制戒毒”之毒，除了用制度影响外，还要下多种解药。
    我在参观昆明市强制戒毒所时，发现教育对于毒品来说是更好的解药。昆明强制戒毒所不是用打人这种原始手段进行强制戒毒，而是把戒毒所建设成为一所学校，让戒毒所管理人员成为老师，让吸毒人员成为学员。学员们在这里享有充分的人权，而且病有所医、劳有所得，逃跑事件极少，相反“赖”着不走的学员颇多。简单说来，这里的解药是“心”而不是简单的强制。
   贵州翁安的公安局刚被烧,却没有给某些警察敲响警钟,确实到了谈“心”的时候了。在云南产生的戒毒“心”模式如果能够尽快推广到广西、海南以至全国各地，相信戒毒所里发生的“虐虏门”事件将会大幅减少。
     

官员电视辩论要允许说错话

   一挥

    重庆的官员们首次以辩论赛选手的身份亮相公众，引起了广泛关注。薄熙来策划重庆各级官员担任电视辩论赛的辩手，他本人出席7月7日的半决赛和7月14日的总决赛，并亲自登台发表点评。这场辩论赛共有16个队参加，辩手是重庆市各部门及区、县政府的公务员(7月10日新华网)。
   从报道看, 重庆官员们首次辩论赛的精彩程度还不如大学生辩论赛。第一次上PK台，一些官员表现出了不适应。一位观众在网上评论说“有几场辩论就像在斗嘴，理论功底比较差。”有些观众的点评则一点都不客气。“辩论赛暴露出一些官员的视野欠开阔。”有观众甚至批评“如果这就代表了重庆官员的水平，那是比较让人忧虑的。”而薄熙来也在现场制止一位评委的冗长点评：“这不是做报告”。
    现在的公务员队伍中藏龙卧虎,其中不少人拥有硕士、博士学位，是千里挑一的精英。辩论赛中的选手想必又是精中取精，虽然辩手们只是重庆市各部门及区、县政府的公务员，但我不相信他们全无一定的理论功底和视野。一些官员表现出的不适应，恐怕主要还是适应了展示统一思想，不适应展示不同思想，适应了讲官话套话和正
确的废话，不适应讲真话。而辩论赛本来应是不同思想的博弈，相同的思想就没有必要辩论，官话套话不是辩论赛中的武器。
   官员辩论赛要能够引人入胜，得有思想博弈的大环境。我不知道重庆的思想解放深入得如何，只注意到号称思想解放前沿阵地的广东省近日出台规定：政府行政首长在公众场合言行不当，造成重大失误或不良影响的，可被责令辞职、或被建议免职（7月4日《新快报》）。言行不当可被免职的这项规定虽然出自广东，却在官场响起震耳的“惊堂木”，重庆的官员们会听不到吗？
    把言语不当也纳入行政处罚和问责的范围固然有合理的一面，也可以说是对官场惩戒制度的一个突破。中国的国情决定了行政首长身份特殊，不能学萨科奇、贝卢斯科尼那样的大嘴毫无顾忌、不顾后果地乱说话。对于像陕西林业厅两位副厅长及其相关人员指假虎为真虎的错误言论，也确实该问责。但是没有宽松的舆论环境，又会助长官员只说正确的废话的毛病，助长不善独立思考，只善于照本宣科做报告的不良官风。这样的官员一旦被拉到辩论赛场上，就会对不起观众。
    官员辩论赛要走多远，取决于舆论环境有多开阔。我以为，官员辩论赛要像“两会”讨论和大学生辩论赛一样，有言者无罪的游戏规则，能够允许官员说无伤大局的错话，这样的辩论赛才能发展成为促进政治文明水平整体提高的政治论坛，而不至于浪费电视黄金时段。
   

                                                                                                                              一挥    
      
    
    前些年有媒体报道，云南省教育投入资金在全国３０个省区市中曾经居第10位，在西部１２个省区市中，仅次于四川省排第二位；但是，教育规模、质量、效益等综合排名却在第２８位左右。有省领导认为，教育投入和教育效益反差之所以如此巨大，主要的原因是云南教育在体制和人才机制上存在不少问题，只有走深化改革之路才能提质增效,媒体报道的昆明市所有校长实行公开选拔就是改革的一项首要内容。
   一般情况下，校长实行公开选拔后，将更多地为选民负责，但是在应试教育仍然风行的中小学阶段，大多数教师、家长心中的好校长恐怕还是能够让升学率提高的校长。教育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只是教育改革中的一环，因此对校长公选不能过于理想化。虽然如此，公选校长还是能够在多方面给旧体制带来冲击。
    昆明的校长产生机制由原先的上级任命，改为由教师、学生、家长和社会有关人士参与的差额公选，同时取消校长的行政级别，淡化了校长和学校的官气。现在，各级官办的学校校长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如局级校长、处级校长、科级校长等。打破这样的官本位，回归教育本位，有利于培养职业教育家。
    公选产生校长，不仅可以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只对上级负责的单向负责制，促使当选的校长对全体师生负责，而且对教师、学生、家长是一种直观的民主启蒙教育。让民主理念和民主程序像种子一样撒进幼儿园和中小学，让学生从小熟悉公选，熟悉监督、质询、罢免、补选等民主程序，这是素质教育的一部分及提高国民素质的一种途径，将造就一代新人。
    遗憾的是，昆明市的校长实行公开选拔，并不包括昆明的大学校长在内，因为大学的行政级别更高。但是，随着公开选拔干部方式的不断深入，我们可以期待大学校长将和中小学校长一样，站在平等的选拔平台上。

 加高的护栏下有粗糙的短板
       一挥
    
     滇池路绿化带中曾经架起铁丝网、竖起90厘米的铁艺护栏，有关部门增派多名协管员和交警，用喇叭喊话，但效果都不明显。现在来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将护栏加高到1.5米，相信横穿现象势必减少很多。
    风靡欧美企业界的管理大师迈克尔·B·波特先生写过一本书《管理就怎么简单》，我几乎要为加高护栏的“简单管理”理念叫好了。但是且慢，波特先生还说过“简单管理”绝不是粗糙管理，更不是不要管理。“简单管理”是“找出规律”的管理，而为找出规律，前期的基础管理可能复杂、琐细得要命。
    加高护栏后，周边居民的意见仍然复杂而琐细。在周边居民看来，保障滇池路的畅通，是建立在“方便了车辆，苦了行人”的车本主义思维上的。而记者了解到，5月底昆明市建设部门发布公告，打算在昆明中院旁，福泰路与滇池路交叉口大生装饰公司一侧建人行天桥以方便行人通行。可见政府并没有以车为本。但是在加高的护栏和规划的天桥下有明显的短板。昆明中院附近有多个居民住宅区和学校，目前每天横穿滇池路的行人数以千计。而目前天桥建设还在拆迁协调阶段，周边居民要忍受多久才能突破重围走上天桥？为何不能够让跨线桥通车与天桥通人同步进行？这些问题都是粗糙的短板。
    跨线桥建设提速了，而天桥建设却是蜗牛速度，说明人与车的通行并不平等。长期以来,禁止行人横穿城市绿化带的办法大都是一靠罚款二靠说教,现在又靠加高护栏，自以为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但是这样的管理仍然还是把短板换成短板，不是“找出规律”的办法。
    要找出规律，只有回到以文明的管理方式呼唤文明的路径。我并非主张把护栏拆掉，换上“小草微微笑，请你绕一绕”的标牌。但我建议有关部门多与周边居民沟通，找到在天桥建好之前，既文明又简单的路径。也许这对于滇池路已经有点晚了，那么在今后的道路改造中，如何做好复杂的基础管理工作，加高短板，让“人本”和“车本”尽量同步并行，将决定昆明道路建设能否真正跨栏而过。

   
     一挥

    7月1日的《春城晚报》报道“县委书记本月起接待上访群众”，而这个行动是在省领导表示要继续加大问责力度的背景下展开的。
    在以往的问责风暴中，被问责主体大都是行政单位，许多人几乎把问责等同于行政问责了。既然是行政问责，好象就不关党委什么事，而这次问责由县委书记充当被问责主体，可以称为党委问责，给问责风暴注入了新意。
    建立问责制是形成权力运行监控机制的核心内容。但问责风暴吹遍全国各地后，却在操作中出现了不少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今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李利君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发言，认为现行问责制
强调对行政机关领导干部的行政问责，这固然是应当和重要的，但在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下，仅强调行政问责是不全面的，因为问责是问公权力运
行之责，问责的范围应当包括一切掌握公权力机关单位如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公共事业管理单位的领导干部等等。
   如果再细究，还会发现行政问责有其他难以操作之处，或者这个提法本身就有问题。因为不少行政责任并非完全是行政机关所为，实际上各级党委拥有对重大问题的决策权，一些红头文件就是党委和政府联合发布的。如果这样的决策出了问题，仅仅在行政方面问责就有为党委成员开脱之嫌，这显然是不合法理的。
    按照我国《公务员法》，无论是党委“一把手”还是其他党委成员都是国家公务员，所以党委决策也应依法纳入问责制度，并带头迎接问责
风暴，而不能隐身于行政问责之后。
    实行党委问责制已有先例，据有关报道，广东省汕尾市早在２００５年就陆续在全市范围实施基层党委问责制，并对问责制范围作了科学合理的界定，使得基层党委领导班子通力合作，有效地负起应负的责任。既然如此，对党委问责就没有必要再做过多争论，在今后的工作中完全可以使用这个概念。
    随着我国的政治制度愈来愈完善，官员问责制将越来越健全。在问责制中分出行政问责、党委问责，势必还会有人大问责等。我觉得如果嫌名目繁多的话，不妨统一成“干部问责”或者“领导干部问责”、“官员问责”等，这都比行政问责的涵盖面广。

                                                                  一挥

        于6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最大的亮点就是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所谓社区戒毒，就是对初吸的或年龄不满16周岁的吸毒者，先不进行强制隔离戒毒，责令其接受社区戒毒，这就彻底改变了以往实行的“凡吸毒必强戒”的禁毒措施。但多数吸毒者是成年人，其中容易沾染上新型毒品的人群也多为有一定独立经济收入，甚至社会层次相对较高的青年人。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本来不适用于这样的人群，而“开远戒毒模式”的主要特色，是开创了成年人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的新模式。在这个被称为目前全国最小社区的雨露社区内，戒毒学员被强制戒毒后可在戒毒所内工作和学习，并得到合适的报酬，与过去的“毒友”断绝来往，这有效地巩固了戒断成果。
    目前我省类似雨露这样的社区已非开远独有。昨日,我随云南飞虎队研究会团队携带由会员单位生产的抗菌药到昆明市戒毒所献爱心，鼓励学员们像飞虎队战胜敌人那样战胜毒瘾。当穿过一片名为和谐家园的生活区时，我还以为是戒毒所管理人员的住房，没想到竟是戒毒学员中的留所就业者的宿舍。管理人员说，这些学员在这里学习劳动技能，参加力所能及的工作，劳动有报酬，虽然只有200元基本工资，但是享受免费住房和医疗，以及免费的学习和娱乐设施，甚至还有免费的法律和心理咨询服务。有的留所就业者爱上了这个新社区，一
住就是二三年。在加工环保袋和服装的车间里，他们一丝不苟地埋头工作；在舞台上，他们尽情地舞蹈。“手捧着第一次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挣来的钱，喜极而泣，内心充满了自豪和感激。”这是一位戒毒学员的心里话。在这里，他们找到了作为人的价值、
尊严、自信和友爱。
     对于戒毒学员来说，外面的世界虽然繁华，却也有病态和冷漠，听说有的人从戒毒所出去后，受到家庭、朋友、社会的歧视，于是又回来了。而在戒毒所，他们远离了人间悲剧。开远雨露社区正在扩容，规划容量2000人。“昆明市戒毒所社区”也有了5个生活区。由警察管理的“无毒社区”正在不断壮大，试图成为所有吸毒者的精神家园，这是无奈的选择。哲人说：世界不会主动地适应人，也不会自动地满足人的需要，唯有通过不同的方式作用于世界。我们不可能保证所有城市社区适应脱毒人群的新生活，但是我们可以学习“雨露”经验，创造更多这样的小世界，满足戒毒学员的需要。让他们不必只有与外面的世界隔开才有自己的幸福生活，不一定非得在这里住一辈子。如果“两个世界”什么时候能够融为一体，变得像雨露一样美好，那才真是和谐社会。在壮大“雨露”的同时，该让外面的世界同样有更多的公益住房和医疗，更多的尊严和爱，让广大的社区改变对戒毒学员的偏见。这样，当“雨露”里的人走出去后，不会再伤痕累累地回来。